1
1947年，上海滩富商曹胜美一家六口登上客轮，准备举家迁回老家。
曹胜美原名曹河仁，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户败落的大户人家。其爷爷曹公望曾是福清首富，家业最盛时，站在福清的高山上，触目所及全是他家的产业。但到了父亲那一辈，家产已经被败光，他只好在舅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去当学徒。
在日本当了3年学徒后，曹河仁靠做布匹生意发了财，1936年奉母命回家娶亲。第二年，他准备携妻返日时，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曹河仁便放弃了赴日的念头，留在了上海滩，用在日本赚下的巨款开了家夜总会，并入股了知名的永安百货。
上海滩的花花日子过了10年后，风云又变。1947年，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上海早晚会被共产党解放。曹河仁便买了一条货轮，装上所有家产运回老家，自己则携家人另搭客轮回闽。
此时，他的妻子陈惠珍怀里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名叫“小印度”。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那时上海滩租界的巡捕多为印度人，有时候大人给小孩穿上小巡捕衣服，看着就像个印度人，就称为“小印度”。
曹河仁一家回到福清后，左等右等，运家产的货船还不到。过了几天，噩耗传来：货船被风浪打翻，万贯家财都沉到海底去了。
就这样，曹家一下子从上海滩巨贾，再次被打回原形。
好在陈惠珍随身还携带着一些当初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卖掉后勉强够换回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两层小楼。
不巧的是，楼快盖好时，国民党溃军经过福清，把盖房的工人抓了壮丁。工人的家属怪罪于主家，天天跑来哭闹，要求赔人赔钱。曹河仁不胜其扰，就一个人跑回上海去了，把老婆和孩子留在乡下。
曹河仁在上海一直待到1956年，才终于回到福清。作为一个前资本家，他在新中国的上海自身难保，就算是赚到一点钱，以当时的邮路之不便，也常常无法及时寄回家里。
所以，陈惠珍一人拉扯着六个孩子，在农村过得无比艰难，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清汤寡水的饭。
大家闺秀出身的陈惠珍，特别爱面子。当孩子们饿得哇哇叫时，她会关起门来，带着他们吹口琴，唱歌，玩游戏。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一天只吃两餐，不然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出门，要抬头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1954年，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印度”，虚岁已经9岁，因为交不起5毛钱的学费，一直没有去上学，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还是被叫做“小印度”。后来还是村里的先生出面，说学费晚一点交没关系，学一定要上。
先生给“小印度”起了一个名字，这孩子才正式有了大名：曹德旺。
曹德旺生来是个调皮鬼，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一天到晚捣蛋，隔三差五被老师告状。每当这时，陈惠珍只好一个劲地赔礼道歉。
小学上了两年以后，曹德旺的爸爸从上海回到了福清。
对于10岁的曹德旺来说，父亲的回来，又好又不好。
好处在于，他的人生终于不再是父爱缺失的状态。父亲经常一边喝着酒吃着花生米，跟他讲过去经商的种种事情，在他脑子里灌输了基本的商业意识。
有一次，曹河仁让曹德旺列举所有含有“心”字的词语。曹德旺列了“用心、真心、决心、恒心、怜悯心”等。
曹河仁说：“你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等你悟到这个道理时，爸爸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曹德旺的脑海里。
而不好处在于，这位父亲对待这个调皮孩子实在是过于威严。
自父亲回来后，再有老师或左邻右舍来告状，曹德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命途多舛、脾气暴躁的父亲，从来都是不容分说，拿起皮带就打。曹德旺有时被打得怀疑自己不是曹河仁的亲生儿子，甚至多次想离家出走。
母亲无法阻止父亲，只能一边含着泪给儿子的伤处抹蛇油，一边劝慰说：“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顶嘴，更不要还手或逃跑，因为他是你的亲爸爸。”
尽管隔三差五就挨一顿揍，曹德旺依然本性不改。
小学三年级时，体育老师揪着他的耳朵在全班同学面前训话，曹德旺直接跳起来打了老师一记耳光。倍感屈辱的老师，坚决要求开除曹德旺。不过陈惠珍和校长关系比较好，又多方求情，才没有开除。
初一那年，因为偷偷下河游泳，曹德旺被教导主任开大会批评。他愤愤不平地在书包里装了石头，想用石头去砸教导主任。
跟踪到厕所，看到主任在蹲坑，曹德旺临时改了主意，不用石头砸了，改为爬上围墙，站在墙上，朝教导主任兜头呲了一泡尿。
教导主任找到家里来告状，陈惠珍只能点头哈腰地连连道歉。后来，学校又一次没有给处分，但曹德旺闯下这么大的祸事，也不敢再到学校去了。
就这样，13岁的曹德旺辍学在家，成为一名放牛娃。
2
放牛娃，换个词叫“牧童”。在中国古诗词里，牧童代表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曹德旺的放牛生涯，显然并不十分开心。他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村子。
在若干年后的自传《心若菩提》中，曹德旺写道：“放牛的日子……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
他没有写到受欺凌的细节，只不过，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起：“我小的时候，离开村子是被人家打出去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来就一贫如洗，父母又都不会干农活，日子比别人又更为艰难一些。
陈惠珍饿得得了浮肿病，并从此落下了病根，老年以后的生活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好在曹家大儿子、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很争气。从小就乖巧听话，热爱学习的他，17岁时当上了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
他带的班上有个学生的家长是农场场长，他便求场长给弟弟找了一个轻巧活，每天赚5毛钱。
但这种好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曹德旺因为趁水库放水时偷偷截水捞鱼，被农场的人抓住关了起来。在当时，这可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重罪，虽然曹德旺从窗户爬出去逃回了家，但显然在农场也待不住了。
没办法，他只好回家跟着父亲去做生意。
那一年，曹德旺15岁。
说是做生意，其实是贩私烟。曹河仁种田不会，但是做买卖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抓投机倒把很严，一不小心就要被逮住游街示众。
为了避免被抓，曹河仁便想到让曹德旺背着上学的书包运烟。由于曹德旺小时候营养缺乏，15岁还看着跟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似的，没有人会去查他的书包。
从曹家所在的高山公社，到进货的福州城，要走100多公里翻山越岭的土路，来回一趟要三天。不管严寒还是酷暑，瘦小的曹德旺，骑着载重单车奔波在这条路上。有一回病得太重，差点死在中途。
私烟生意做了一两年后，当地开始严查。为了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曹河仁与曹德旺改为卖水果。
水果的进货地在福清县城，路途虽然缩短为50公里，但是重量是烟丝的10倍，而且由于水果不耐存，必须当天来回。
所以，曹德旺的工作，变成了每天载着300多斤的货物，奔波于高山公社到福清县的山路上。
为了赶在早上6点前到达水果批发市场，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17岁正是嗜睡的年纪，每天又劳累，哪里起得来。
陈惠珍承担了每天叫曹德旺起床的任务。她虽然不忍心，但又不得不狠心喊醒儿子。所以曹德旺每当费力地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母亲默默滴下的眼泪。这幅画面，一直到曹德旺六七十岁时，依然会常常在他的心中闪现。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4年，曹德旺从一个半大小子熬成了二十来岁的青年。
也许是看不过儿子那么辛苦，也许是贪恋贩烟丝的利润，曹河仁在4年后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结果不到一年，他们就被抓住了，烟丝全部收缴，自行车也被没收。
没了交通工具，生意也没法再做，曹德旺倒是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当时，陈惠珍正生着病，她和曹河仁商量，想让曹德旺早点结婚，找个媳妇来服侍自己。她看中了娘家村子里的一个姑娘。
曹德旺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姑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和另一个女孩在谈恋爱。
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没有被母亲看中，母亲执意要他娶没见过的那个。
曹德旺心想，即使他和恋人结了婚，依母亲的大小姐脾气，加上常年生病的暴躁，家里肯定一天到晚吵翻天。
最终，曹德旺和喜欢的女孩分了手，和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姑娘结了婚。
结婚当天的晚上，曹德旺和这位名叫陈凤英的姑娘说：我不会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我们和平相处。
陈凤英是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姑娘，曹德旺说什么就是什么。日后在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里，一直都是这样。
3
成家那年，曹德旺22岁。
父亲的烟摊被收，让他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走什么路。他认为，父亲做的事，由于政府不认可，就没有前途可言。他要做，就要做政府允许的事情，而且不能再小打小闹，要做就做大生意。
当时，福清有很多人种白木耳去卖，这是政府允许的事情。曹德旺把老婆的嫁妆卖掉，又借了一些钱，凑够几百块本钱，开始种植白木耳。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曹德旺种出白木耳以后，不在遍地竞争者的福建卖，而是搭火车跑到了江西鹰潭，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第一次蹚出路子后，第二次，他就不再自己种，而是开始收购村民种的白木耳，运到江西再卖，干了一年多，曹德旺手上有了3000块钱——要知道，那可是1970年！
当时仍处于文革时期，尽管白木耳在福建是政府允许的，但是跨省贩卖，仍然属于投机倒把。少量卖一些还不容易被查到，要做大，就一定会被查。
正好有一个公社干部想和曹德旺合伙。俩人商定，干部不用出钱，占部分干股，如果有什么需要政府开的手续，都由这位干部来处理。
得到这个保证，曹德旺放心地把3000块钱全部收购了白木耳，又找村民赊购了很多，说好卖掉以后回来就付钱，整整装了好几个大包，一路吭哧吭哧地拖到鹰潭。
结果，一出火车站，就被值班的民兵扣下了。曹德旺一路跟着求情，民兵告知他：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除非你能从政府办手续，证明这是集体的，才能领走。
曹德旺心急火燎地赶回老家，连家门都顾不上进，先去找合伙的干部，说货被扣了，请赶紧开证明。结果，那个干部一听真出了事，害怕担责，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开证明。
曹德旺自己损失的3000块虽然心疼，但是更不好办的是那些赊购的木耳怎么办？他只好挨家挨户去找村民解释，说好等有了钱就马上付。
等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另一个村干部在家里等着，说县里的水利工程，你一直都没有参加，已经欠了很多工了，要么去工地补上，要么出钱请别人帮你顶工。
曹德旺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只好答应去工地干活。
此时，他和老婆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本来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但白木耳事件就像几十年前父亲遇到的沉船事件一样，一下子让家庭再次陷入困顿。春节将至，他们家连过年的钱都没有。曹德旺成天以泪洗面，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好不容易捱过春节，他把老婆孩子送到岳母家，对岳母说：“我要出去赚钱，老婆孩子就交给您了。如果赚不到钱，我就不回来了，您让凤英改嫁吧。”
岳母生气地让他不要说这种话，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暂时困难要忍着。”
曹德旺在工地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恰好工地的教导员是他们家的老相识，在听说了曹德旺的事情后，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开白木耳的证明。
这真是喜从天降，曹德旺赶紧拿着证明跑到鹰潭，要回了卖白木耳的钱，把欠村民的债还清了。
本来他还可以接着做生意，但经过这一番折腾，他有心灰意冷之感。回来后，他又到了工地接着干活。
教导员给他分派了一个美差，先是当炊事员，后来当食堂的采购员，过了两年“又风光又开心”的日子，直到工程结束，施工队解散，他才改行。
4
曹德旺先是找关系进了莆田市一家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拿40多块钱的工资，后来机缘巧合认识了福州连江县一个农场的王场长，被挖去当推销员。
他认识王场长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也充分显示了曹德旺式的为人处世风格。
当时，他还在莆田的农场干活。某一个夏日午后，他正在大树下休息，碰到一个人来讨水喝。
曹德旺是个热心人，他怕这人喝了生水拉肚子，便特地跑到自己宿舍，把泡好的凉茶拿出来给对方喝。由于聊天聊得投机，他干脆又留对方吃饭、喝酒和住宿。
那人就是王场长。经过一下午和一晚上的共处，俩人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也是曹德旺一生中第一个好兄弟。
也许是因为见识到曹德旺的能力，也许是因为感念曹德旺的热情，王场长在临别时，特地向曹德旺发出邀约，让他去自己的农场当果苗推销员。
曹德旺刚开始还没当回事。过了半年后，王场长专程跑到莆田找曹德旺，无论如何要他辞工去自己农场。
当时正值春节，曹德旺先回了一趟家。到家才发现，王场长此前已经来过他家，把他家和父母家过年要用的鸡鸭鱼肉酒等年货都置办齐了。
这两桩事，让曹德旺非常感动，大年初五，他就到王场长的农场去工作了。
曹德旺第一年的工作没有什么建树，但王场长还是给他发了1万块钱的工资。要知道，那时候还是1973年，连“万元户”这个词都要等好几年后才会出现。
曹德旺又感动又愧疚，发誓要好好干活，报答王场长。于是第二年，他拼了命地到处推销农场的果苗，到年底，居然赚了3万多的提成。第三年再接再厉，又赚了3万多。
到了1975年底，曹德旺除去生活上的花销，还攒下来6万元的积蓄。那时候，人们有钱不兴存银行，曹德旺把6万块钱都铺在床底下。10元一张的票子，厚厚地铺了一床脚。
此时，曹德旺的“能人”名声，已经远远地传了出去。1976年春节，有另一个农场的人开出优厚条件来挖曹德旺，并夸奖他是“苗木界的一把手”。
从对方的表述中，曹德旺惊觉自己盛名在外，这引起了他的极度警惕。
他心想：“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多，是要拿去枪毙的。”
在这种恐惧之下，曹德旺当即决定离开苗木界。过完年，他就向王场长辞了职。
5
曹德旺的下一个动作，是准备开工厂。
1976年春，他在明溪县一个农场跑业务时，由于天降大雨，他被滞留在那里。
当时的农场有很多因各种“错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曹德旺和其中两个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玻璃的想法。
那个年代，私人要办一家工厂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政府。
当时曹德旺需要解决四个主要问题：一是说服公社领导同意办厂；二是筹集20万元的开办资金；三是拿到办厂所需的10亩土地；四是解决两个知识分子的户口问题。
曹德旺凭着这些年做推销员练就的口才和攒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解决了上面的问题。这年10月，在政府的主导下，高山异型玻璃厂开始筹建。
不过，筹建处的班子搭起来后，曹德旺发现里面没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当了厂长，两位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用处，只有曹德旺可有可无。
最后，在两位知识分子的坚持之下，曹德旺被聘为厂里的采购员。这个职位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除了雇佣工资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无。
不过，采购员这个职位给曹德旺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那个年代，物资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凭指标。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
为了搞到玻璃厂需要的各种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和全省各单位的采购员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钱都拿出来搞关系，每天在澡堂请人抽烟喝茶吃东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
到后来，就没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标，甚至别的大单位搞不定的，都会来找他帮忙。如福建省物资厅困扰了好几年的指标问题，就是曹德旺出马帮忙解决的。
帮省物资厅跑指标时，曹德旺以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常驻上海，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们。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离开玻璃厂。凭他搞指标的能力，哪怕只是倒卖指标，都能随时赚一大笔钱。但此时，他在香港的一个亲戚又建议他去香港，说是可以帮他搞定身份问题。
曹德旺很想去香港，毕竟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灯红酒绿的香港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贯顺从的张凤英，却怎么都不愿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曹德旺无法决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签问佛，主要问两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离开玻璃厂。
求签的结果是：如果去香港，就会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厂，则会“虎啸凤鸣不觉奇”。
曹德旺笃信不疑，便留了下来。
在曹德旺混得风生水起的同时，高山异型玻璃厂却一直陷在困境。工厂从筹备到建设，整整用了三年，才开始试生产。又由于技术不过关，生产出来的产品，一直不合格，最后还是曹德旺出马，从上海耀华玻璃厂请来了厉害的工程师，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开始正常生产。
生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管理不善，销售不力，高山厂依然是连年亏损。到1983年初，厂里前后换了6个厂长，始终未能扭转亏势，眼看着就要倒闭。
公社找到曹德旺，想让他来承包工厂。
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条件是工厂的经营管理要由他说了算。他可以每年给公社上交6万元利润。
对公社而言，不光可以甩掉一个包袱，还能每年白得6万元，自然是千肯万肯。于是，曹德旺找了4个合伙人，把玻璃厂承包了下来。
这是1983年，曹德旺37岁。
当了承包厂长后，曹德旺用了两招，让厂子扭亏为盈。
第一招是打破大锅饭，把工人的工资由固定制改为绩效制，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倍。
第二招是改变行业标准。
如果说第一招还好理解，第二招，就有点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
当时，曹德旺发现销售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客户往往以不符合标准为由拒收，需要销售员去拉关系送礼，才能卖出去。
再仔细一查，发现“不符合标准”的原因，是国家不同部门之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他们的生产是按照建材部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较为宽松。但是当时的一机部采用的是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如果客户用一机部的标准来卡曹德旺的产品，一卡一个准。
曹德旺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单枪匹马杀向北京，直接找到一机部仪表局有关人员，获得了政策支持；又跑到上海找到具体负责标准落实的上海热工所，搞定了所长。
在曹德旺的一番运作下，当年热工所主办的全行业会议上，曹德旺也参加并上台发言。最后由所长宣布：以后各部门使用高山异型玻璃厂生产的玻璃，不要打开盖子抽检，厚薄公差按建材部标准执行。
搬掉了这个拦路虎之后，高山厂的水表玻璃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向了全国。高峰时，全国每年220万只水表，其中200万只用的是高山厂生产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厂仅仅一年，就将其从一个亏损的小厂，转变为大赚22万元的香饽饽。
除去上交政府以及分给其他合伙人的，曹德旺个人净赚6万元。同时，他还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并选为福清县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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